日东国际学院 山田 芳明校长

出所:日東国際    編集:日東国際    日付:2013/05/30 5:35:28    一覧を見る(XX件):3162

60年前,建设新中国的大潮风起云涌,他随父离日归国。35年,他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特殊的身世使得他精通中日两种语言,他把全部身心都付诸于教书育人。他用一生的追求实践着自己的教育梦想,而他的梦想也在不断地延向远方,他也不停地奔走在国际航线上。半世中华情,一生教育梦,他就是本次《走“进”日本语言学校》专刊采访的人物——日东国际学院山田 芳明校长。

一生为师

蔚蓝:上次在东京初见面时特别惊讶于您的中文,感觉您的身世经历应该是非常具有故事性。您可否向我们讲述一下?

山田:我父亲是台湾人,老家在台中。年青时他曾到日本打工,并在千叶县认识了我母亲。我1948年出生在日本,小的时候并不懂中文。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需要很多人才以及国外的资金和技术等,于是政府就号召海外的华人华侨回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我出生前一年,台湾发生了“2?28事件”,我父亲觉得蒋介石政府跑到台湾,破坏了当地的传统生活和文化,当然他当时并不是出于一种很高的政治觉悟,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政权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福利。而新中国的建设宣传却进行的如火如荼,我父亲虽然学历不高,但他看得懂日文报纸,从报上得知新中国在崛起,觉得回到大陆生活比回到台湾要好,因而毅然绝然带着我们一家于1953年7月回到了大陆,那时我才五岁多一点。

蔚蓝:关于祖国和故乡,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的家庭背景是否也曾给自己带来一些困惑或影响? 

山田:原本我们应该去北京,不过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们就暂时落脚在天津,等待上面的安排,然而之后也并未等到安排的通知,也就这样在天津待了下来,我也开始了在天津的求学生涯。可以说我也是喝着豆浆、吃着油条长大的,骨子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很多跟我类似的人会疑惑自己到底是哪里人,自己的文化根基在哪,但我从小就认为我的根就在中国。我从小到大都看中国的电影、电视剧,还有春节联欢晚会,这些都是我的精神食粮。虽然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离开中国去了日本,虽然我的母亲是日本人,我的国籍也在日本,但是我的文化根底却始终在中国。 
林林总总算起来,我在中国生活工作了35年,又在日本前前后后待了30年,不过我骨子里还是有很深的中华情。我一直认为台湾属于中国,并不是单纯地盲从政府的见解,而是经过一定的学习与资料考证得出的结论。近两千年的历史表明,台湾从古到今就属于中国,所以我也一直认为我的祖国就是中国,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当有人问我的故乡是哪里时,我都会回答是天津,因为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尽管我曾经就读的中学已经改名,但它始终都是我的母校。

也有很多人疑惑我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有时会突然从日文转换到中文。有一次在日本,一个日本人听到我说日语,很疑惑的问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我当时还是中国国籍,我就回答说我是一名中国人,他还很吃惊我能把两种语言都说的那么流利。我说我这是得天独厚的技能,从出生开始学习日文,五岁开始学习中文,这可以说是童子功,从小培养起来的。我的生活既离不开日文,也离不开中文,这也是迫不得已,但也正因为这样,我能够灵活自如的运用两种语言,对我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我母亲也曾想过入中国国籍,但因为文化大革命时的特殊状况,没有实现,所以她一直是日本国籍,虽然我现在没有中国国籍了,但我之前加入日本国籍的时候,并未放弃中国国籍。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中国的护照。我当时之所以改入日本国籍,是因为如果我不入日本国籍而要陪同母亲在日本生活的话,将会遇到很多非常麻烦的事情。但即使改入了日本国籍,我仍然有我的中文名字——洪方明。

蔚蓝:从1974年进入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到后来又进入天外日语系求学读硕,后来考取洛外的硕士学位,再到后来又攻读北京師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从最初的执教到后来的不断深造,那时自己对将来是已经有清晰的人生规划了吗?

山田: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那时比较想做外交官。我当时的目的只是希望中日两国友好相处,自己成为实现两国人员交流的工具,而外交官恰恰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我可以从我母亲身上了解日本,然后,我还能从我自己在中国的体验了解中国。我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再加上我本身的语言优势,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想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那个时代我这类出身的人入党都很渺茫,更不要说成为外交官了。我没能成为外交官,但我也没有沮丧,我觉得没成为外交官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成为一名培养未来当外交官的人向他们传授日本的语言和日本的文化。所以,就在这样一个人生目标的指引下,我认识了郭沫若的女儿,在她的引导下,我先去了天津外国语学校,而后又于1974年去了天津外国语大学任教。

1977年,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考入天津外国语大学,又把自己变回学生开始深造。当时这届学生开课晚,直到1978年初才正式上课。但因为日语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所以我并未读完本科,直接就考研了。1979年9月考上了研究生,1982年,又经教育部指派,作为国费留学生前往日本庆应大学进修一年。所谓的国费留学生就是日本文部省给予一部分资金援助中国教育部指派的进修人员前往日本学习,这一部分名额被教育部分配给了各学校。原本我可以进入大平班第一期,但因为我的政治条件不如他人,我不是党员,而且还是一名华侨,所以我当时没能去。不过因为我一直在担任七四级、七六级工农兵学员的教学,而且我工作非常认真拼命,领导对我印象很好,所以后来有了个机会就指派我前往日本进修一年。

当时天外还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后来我报考和拿到的是洛外的硕士学位。考取了硕士学位之后,1988年去日本工作。几年在日本的大学里的授课使我感触良深。当时我负责指导留学研究生的论文,很多内容涉及近代文学的理论及作品等。我虽然喜欢文学,但并不专业,当时的硕士研究生知识储备同真正研究文学的人士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深刻感觉到如果我自己不扩充自己的知识的话,那么我也没有资格去指导学生。所以,我又去了北师大攻读文学博士研究生学位。

蔚蓝:从教中文到现在的办学教授日语,走人才培养之路,应该说是沿袭了您为师为教的人生理想,不知这样说是否确切? 

山田:我认为太阳光下最美好的事业就是教师这个职业。我曾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记得一年收割麦子的季节,有一天中午坐在刚收割完麦子的田地里休息时,恰好碰见一些年轻老师带领着学生拿着镰刀路过,我的一个同学就讲,看着老师带着学生走过,觉得太阳光下最美好的事业就是教师这一行。听到他这样说,我深有同感。老师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教育了自己。俗话说,老师如同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老师这一行也是一个非常高尚、不包含功利、全心全意为学生的职业。也许现在原有的一些含义已经改变了,但当时的确是这样的含义。上山下乡也恰好确立了我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一名教师。虽然心里这样想,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别人让我做什么,我还是勤勤恳恳地做什么,不异想天开。后来,村里(连队)的那些干部认为我很实在、踏实,就提拔我在村里做老师。从此也就真的走上了从教之路。

在日本学习、进修一年之后,再次回国我又回到天津外国语学院任教。我在天津外国语学院一直工作到1988年,同年2月我又回到日本,而这次主要是因为要照顾母亲。那时,我母亲的年龄也比较大了,出于一种落叶归根的想法希望回到日本,而我作为她唯一的儿子,必须要尽我应有的孝心。如果我不跟随母亲回日本的话,她一个人完全无法生存。陪我母亲回国,给她养老送终,这是我作为一个儿子应尽的使命。这样我就到日本工作了。当初,我在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日文,也曾经到日本庆应大学留学过,所以,我一回到日本,便在那里的一所学校任教。从1989年到1995年的这六年,我教授的一直都是日语。1995年以后,我才开始教授日中两种语言。在日语课上,我主要教授的是日语和中日比较文化。在大学院,则主讲中日比较文化和中日对照语言学这两门课。在1995年后的中文课上,我主要教授的是初级和中级汉语。

蔚蓝:日东国际可否说是您给自己规划的最大、最终目标?可以看出您为了学院的发展呕心沥血,倾尽热情,您对日东国际的未来有哪些设计或规划?

山田:我觉得既然我从事的是中日教学工作,有这样一个机会,那我就应该好好抓住它。虽然理事会也会讨论日东国际学院的未来发展问题,不过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现在,日东国际学院成立快四年了,但还是处于初创阶段,之后,必然要慢慢进入发展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蔚蓝杂志社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伙伴支持,我们要对自己的事业进行包装,在名牌化上下功夫。让社会更多地了解我校的教学特点、项目、优势等,以扩大影响。当然品牌化一定要有实实在在的业务内容做支撑。当今,日本和中国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都存在缺少具有高水平知识结构与技能的社会福祉人员的严重问题。日本语学校应该在培养将来的护士、康复理疗师、介护士等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教育项目。

另外,我们还要扩大招生。在学校开办初期,如若招生过多,不仅操作不到位也会由于经验不足产生各种不利影响。而现在经过这四年经验积累,加之各方的支持,我们就要开始扩大招生了。原本,去年我就想开始投入这项工作。但由于前年的大地震、核电站事故,以及后来的钓鱼岛问题,市场不是很景气,如果只靠我们自己的话,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市场处于低谷,必须寻找新的市场。从去年夏天我就积极和一些在东南亚行商的日资企业的人沟通,后来终于与越南的一些日语学校和某些招收越南留学生的中介机构建立了联系。于是,今年4月期,我申请了20几个越南学生。这还只是第一批,今后,我们还会扩大规模。既然我们的学校名为国际学院,那么我们就应当注重国际化。如果我们只招收中国的学生,那它就只是一个中国人的日语学院。所以,从最开始,我就比较重视各国学生的招收工作。后来,我通过网络结识了一些尼泊尔学校的负责人,在交流之后,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之后,我又认识了一个在日本经营尼泊尔餐馆的人,他的弟弟也准备在尼泊尔建校。又经过协商,我们也建立了合作关系。所以说,无论是尼泊尔还是越南、台湾、欧美,实现国籍多元化,使日东国际学院名副其实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另外,我校除了日语之外,我们将来还准备开设英语课程以及留学生考学所需要的数学、经济、经营、信息专业等课程。还有汉语课,虽然这段时间,汉语学习者的人数可能比以往少一些,但今后可能会增多的。现在也有很多人咨询我校英语培训的问题。此外,今后,我们还想针对性指导留学生学习看护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准备增加一些医疗项目,邀请一些有看护方面国家认可资格证等人士前来我校任教。当然,只授课还不够,我们还会扶植学生前往日本的一些敬老院等地工作。这些项目我们还在开发之中,虽然已初具形态,但还有待深入挖掘。现在,其他学校并没有像我们这样开设这种课,他们是只教授日语,其他的要另外花钱去专门学校或辅导班学习。而我们这种方式就恰恰避免了这类麻烦,也减少了花费。

总的来说,在日东国际学院里,我们并不仅限于日语教学,我们将来的的课程是多样化的。另外,我们今后还想使学校实现法人制。等我们实现法人制的时候,我们的各种运营也将会更加自如、自由。

魅力日东

蔚蓝: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日本的语言学校是否必须经过这一机构的认定?

山田: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成立于平成2年2月,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是法务省,文科省、外务省认可批准的财团法人,虽然不是政府机关却实质上统管全国日本语学校的方方面面。到现在为止其加盟校共有409所。去年五月,日本民主党裁撤冗余机关,曾把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列为精简对象。当时就遭到各方的质疑,因为如果把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撤掉,还需要专门设置管理机构,后来也没有撤掉,足见其之重要。我们现在正是受这个协会管辖,不过,如果我们成功实现法人制,那么我们也就不再受制于该协会的管制了。

到去年为止,大家都有个认识误区,认为所有学校都必须经过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的认定。其实不然。譬如,曾在该协会工作的荒木幹光先生离开了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2004年自主开设了全国日本语学校连合会并顺利获取资格,摆脱了日振协的管控。现在这个“连合会”有一百多个加盟校。起着与日振协同样的作用。当然现在设立新校也可以直接向所属入管局进行申请。不必通过上述那两个社团法人。但还是感觉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的认定更有说服力一些,因为通过该协会认定的学校都具有相当好的基础。尤其是近几年,他们要求申请认定的学校必须有自己的房地产,拥有自己的校舍、强大的教师团队和具有相当知识水平的校长。如若没有,那么不会被批准认定,也就没办法招收留学生,而我们学校就符合这些要求。就我本人来说,我在文化女子大学从事纯粹日语教育的时间就有2800多个小时,所以顺利通过了认定。我觉得我们日东国际学院能够通过这样的审查,就说明我们学校具有相当强的实力。

蔚蓝:东京入国管理局对 “适正校”的认定要求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山田:通过“适正校”的审查也非常不容易,它有更高的要求。入管局要观察申请校两至三年,要分析衡量此校这几年的申报材料的可信度等等。并且要求不法滞在者人数不足总数的百分比三。否则“适正校”资格会被取消。这也就给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在招收学生时,必须审查好学生及其家长的背景,保证学校能够教育好、管理好这些学生。琦玉县曾经有一个学校在学生出勤上造假,结果被告发,让入管局发现了,该校被叫停招生。由于发生了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入管局抽查了很多学校的考勤状况,并对这方面进行了严格检查。我校经过入管局多年的考验,获得了负责认真的评价,最终通过了“适正校”的审查。其实,这些也并不能说是我校的优势,而是招生的必备条件。这说明我校是一所非常正规的语言学校。

蔚蓝:日东国际学院既是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认定校,又是法务省东京入国管理局认定“适正校”。经过了以上两个权威机构的认定可谓是日东国际学院的一大优势,综合日东国际学院各方面素质而言,您认为相对于其他日语培训学校,日东国际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山田:说起我校的优势,首先是,我校的评议会主任王曙光教授在“在日华人汉语教师协会”里担任会长,这可以说是我校的一个很大优势。该协会有300多名会员,而教授、副教授则有120多名,我校学生很多人都依靠这些强大资源优势,凭借各位老师的推荐,进入了各大学院、大学。可以说其他学校并没有我校的这一优势。如果学生想专升研,那么我们就可以先推荐一些学校,然后帮助联系相关教授以及相关研究生院的院长,借助他们的指导以便学习。当然,要想达到最后的目标,还要靠学生自己的努力。我们只是给学生提供了一条有利的通道。另外,我们还能够百分之百地满足学生打工的要求,我校与两家食品加工厂签订了合作协议,凡是我校的学生,都可以前往他们工厂打工。今年,这两家加工厂还打算扩大生产,他们承诺优先招收我校学生。我校在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该工厂也派人前来祝贺,并对想打工的学生进行相关的卫生检查与入厂教育。我校招收留学生的时候,厂方也会参加学生的面试环节,他们会正式与学生签订协议。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学生赴日前就取得了留日后的确实可靠的生活保障。

蔚蓝:日东国际学院独有的特色化办学包括哪些方面?哪些特色对于海外学员最具有吸引力?

山田:所谓特色化办学,包括我之前提到的专升研,还有医疗福祉方面的教育项目,也就是日本护士国家资格考试培训。学生在取得这一资格证书之后,可以直接前往与日东有合作关系的相关医疗设施场所参加工作。另外,我们还会强化学生的语言培训,使之尽早达到N2级水平,然后让这些学生享受非常优惠的学费前往岛根县康复理疗大学学习,取得康复理疗国家资格证书,这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十分有利,因为现在社会老龄化正日益严重,未来的社会非常需要这类人才。这所康复理疗学校虽然名称是一所高等专科学校,但它实际上是一所四年制大学,学生毕业之后还可以考取硕士研究生。

过去,对国内的大专学生来说,过去他们无法编入到大学。近几年,中国也开始采取专升本的这种方式了,但难度还不小。为了方便这部分学生,我校开设了这样一个特色课程。这类专科学生可以先在我们学校读一定时期,然后将他们编入日本的大学的三年级,改变他们的学历,同时他们还能百分之一百享用保留日本大学学生的优势。

对于考研班的学生,我们提供专门的指导,帮助他们选择学校、专业,并向他们推荐相关指导老师。指导老师会在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指导学生制定研究计划书。这类研究计划书是日本大学院要求提交的资料。此外,学生在考大学院的时候,还需要面试。我校会向这类学生提供面试指导。

课堂教学 小班授课

悉心辅导

参观大学

日东学子见学江户东京博物馆

体验日本传统文化

蔚蓝:学生的体会与教师的付出是分不开的,您是怎样要求自己和教师的?曹臣同学曾用“小事认真,大事仔细”来形容自己对日东的印象,在培养学生的自我修养和自我认知能力方面,学校做出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山田:我们的确对老师有严格的要求,因为我本身曾是留学生,所以我深有体会,每一个留学生都很不容易。我要求各每个老师要手把手地教学生,把他们送入大学、大学院就是教师的职责。日本人工作认真,所以我一提点,他们就能了解。即使他们对学生不遵守校规的学习不认真很生气,但他们仍然会负责地的去加以指导。我们曾有一个考专升本的男同学,他本人非常认真,但考了两次都没能成功。第一次是因为报名表填错了,结果没能参加考试。经过这件事,我们就要求所有老师亲自看大学的招生简章,指导学生填写报名表,查找错误。而对于考研生的研究计划书也是一样,我们要求所有老师都必须认真检查制定研究计划书,不允许有半点儿的纰漏。所以,各位老师都会花费很多功夫认真查找各类资料,一点一点地指导面试环节。很多学校都能做这些事情,但关键还在于校长会不会加以严格要求。

曹臣是我校的研修生。当时包括他在内的那些研修生对我校的各项事项都非常满意,因为不论大事还是小事,我们都为他们准备得很到位,考虑得特别周全。原本我们要求研修生带全自己的东西过来,但等他们来到这里,我发现有一些人没有带筷子,然后我就马上让人去找一次性筷子,度过了当时的窘境,之后我们又给每个人买了一双属于他们自己的筷子。

对于认知能力来说,我一直认为学生首先需要了解自己所掌握的东西以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不了解这些,也就无法去补充自己。以前经常说偷师,并不是说要偷着去学,而是自己要用心去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要懂得观察,懂得分析,懂得贯通。对于自我修养方面,我教育学生坚持自我修养,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保持冷静,切记焦躁、发火,以避免判断失误,产生纠纷,乱了阵脚,把事情搞砸。

蔚蓝:我想,除了知识层面的教育,在人文层面,日东国际学院对于学生的教育远不止于在为人处事上,在其他方面学校强调怎样的教育?

山田:知识层面的教育主要就是日语教育,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而另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育,教育学生如何对待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学生之间也会有各种不满意和不认同,这种时候,也是让学生提高修养的好机会,我会对他们讲如何做人,如何学会体察、体谅、体会、体验,换位思考等,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育人。例如有些女生自我中心意识突出,大大咧咧、叽叽喳喳,可能就会影响其他人,造成他人的不满,我就会说服这些女生懂得考虑、体谅别人,不能只顾自己并且讲讲危害。还有一些同学找一些理由不来上课,我会告诉他们要学会自律,不然以后进入社会,进入公司,也无法立足。现在的孩子似乎或多或少都有这类的缺失,我们就抓住一切机会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教育他们真诚对待朋友、尊重老师,以己度人,诚信对人对事。日本人比较讲诚信,每当交房租的时候,他们都会按时上交,而中国的学生就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不足。这时候,我就会表扬那些讲诚信的学生,同时也主动去了解不讲“诚信”的学生的具体困难,调整校方与学生之间在金钱方面的处理方式,以此教育所有学生。再例如出勤方面,我们会将百分之百出勤的学生归为全勤奖,出勤98~99.9%的学生归为精勤奖(努力奖),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以示鼓励,同时达到教育他人的目的。俗话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也要朝着这些方面去完善。有些学生会抱怨打工累,我就劝说他们,他们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做家务,受到“特级呵护”,远离“苦”字,但来到日本之后,这些事情都必须自己做,让他们明白这样做,他们就能改掉自己以前的很多毛病。要想成为有用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正好是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同时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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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学生的体会与教师的付出是分不开的,您是怎样要求自己和教师的?曹臣同学曾用“小事认真,大事仔细”来形容自己对日东的印象,在培养学生的自我修养和自我认知能力方面,学校做出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山田:我们的确对老师有严格的要求,因为我本身曾是留学生,所以我深有体会,每一个留学生都很不容易。我要求各每个老师要手把手地教学生,把他们送入大学、大学院就是教师的职责。日本人工作认真,所以我一提点,他们就能了解。即使他们对学生不遵守校规的学习不认真很生气,但他们仍然会负责地的去加以指导。我们曾有一个考专升本的男同学,他本人非常认真,但考了两次都没能成功。第一次是因为报名表填错了,结果没能参加考试。经过这件事,我们就要求所有老师亲自看大学的招生简章,指导学生填写报名表,查找错误。而对于考研生的研究计划书也是一样,我们要求所有老师都必须认真检查制定研究计划书,不允许有半点儿的纰漏。所以,各位老师都会花费很多功夫认真查找各类资料,一点一点地指导面试环节。很多学校都能做这些事情,但关键还在于校长会不会加以严格要求。

曹臣是我校的研修生。当时包括他在内的那些研修生对我校的各项事项都非常满意,因为不论大事还是小事,我们都为他们准备得很到位,考虑得特别周全。原本我们要求研修生带全自己的东西过来,但等他们来到这里,我发现有一些人没有带筷子,然后我就马上让人去找一次性筷子,度过了当时的窘境,之后我们又给每个人买了一双属于他们自己的筷子。

对于认知能力来说,我一直认为学生首先需要了解自己所掌握的东西以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不了解这些,也就无法去补充自己。以前经常说偷师,并不是说要偷着去学,而是自己要用心去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要懂得观察,懂得分析,懂得贯通。对于自我修养方面,我教育学生坚持自我修养,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保持冷静,切记焦躁、发火,以避免判断失误,产生纠纷,乱了阵脚,把事情搞砸。

蔚蓝:我想,除了知识层面的教育,在人文层面,日东国际学院对于学生的教育远不止于在为人处事上,在其他方面学校强调怎样的教育?

山田:知识层面的教育主要就是日语教育,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而另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育,教育学生如何对待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学生之间也会有各种不满意和不认同,这种时候,也是让学生提高修养的好机会,我会对他们讲如何做人,如何学会体察、体谅、体会、体验,换位思考等,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育人。例如有些女生自我中心意识突出,大大咧咧、叽叽喳喳,可能就会影响其他人,造成他人的不满,我就会说服这些女生懂得考虑、体谅别人,不能只顾自己并且讲讲危害。还有一些同学找一些理由不来上课,我会告诉他们要学会自律,不然以后进入社会,进入公司,也无法立足。现在的孩子似乎或多或少都有这类的缺失,我们就抓住一切机会对他们进行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教育他们真诚对待朋友、尊重老师,以己度人,诚信对人对事。日本人比较讲诚信,每当交房租的时候,他们都会按时上交,而中国的学生就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不足。这时候,我就会表扬那些讲诚信的学生,同时也主动去了解不讲“诚信”的学生的具体困难,调整校方与学生之间在金钱方面的处理方式,以此教育所有学生。再例如出勤方面,我们会将百分之百出勤的学生归为全勤奖,出勤98~99.9%的学生归为精勤奖(努力奖),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以示鼓励,同时达到教育他人的目的。俗话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也要朝着这些方面去完善。有些学生会抱怨打工累,我就劝说他们,他们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做家务,受到“特级呵护”,远离“苦”字,但来到日本之后,这些事情都必须自己做,让他们明白这样做,他们就能改掉自己以前的很多毛病。要想成为有用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正好是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同时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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